梁翰：《〈增訂萬曆初刻三命通會〉徵引人物履歷長編‧第一輯‧出版者序》
星命諸家於著書時徵引名人生辰之情況，自宋已興，入明更盛。以今傳世本《三命通會》為例，該書從萬曆六年初刻以來，經過了至少四個版本（見本書與《增訂萬曆初刻三命通會》莊圓先生序）。從《古今圖書集成》到《四庫全書》收錄之《三命通會》，已經歷了三個版本，除了對原書內容有所刪節之外，又增刪了許多明人八字。以至於乾隆朝時，官修本中已含有原書作者萬民英不可能收錄到的一批明末官員八字，此事已為四庫館臣發掘。
清代考據學之成就不容輕視，然學術之進程並不止步於乾嘉一期。首先是若干命主的生辰不符合其活動年代，致使學者在過去已經對傳鈔錯誤、印刷時是否有「手民誤植」等情況感到興趣。其次，有些生辰竟不能由五虎遁、五鼠遁推出，這些虛假生辰的存在也引發過不少討論。
隨著當代學術的推進，「官年」與「實年」此一專題最終也進到了命理考據學者們的視野中。所謂官年與實年不符，是指一種普遍存在於明清仕子舉業時錯報或謊報年齡的情況，這導致過往一些僅依照「登科錄」所做的考據竟又失之毫釐了。
我們認為，傳世版《三命通會》中的生辰資料是被作為「例證」附在書中的，不論它們是否為「實年」，仍無疑是珍貴的一手資料，它向我們展示了古人是如何推論的。研究萬曆初刻版所載生辰八字並今本傳世版之異同，乃至中間版本的增補研究，此舉首先就極具價值。
而「實年」之考證、同名辨異、生卒年異說則有益於當代學者追索命主之生命軌跡，開展更加實證性的研究。「官年」來自正史與登科錄一類，大抵是官修文獻；而「實年」則更多來自神道碑（墓志）、家譜、文集與地方志等。對實年的研究可謂曠日廢時、沙里掏金，箇中艱苦不足為外人道。
李鏘濤與莊圓先生考據古人生辰，取材涉及登科錄、神道碑、族譜、文集、地方志、官修正史等，凡生卒年有異說者俱承供讀者自行判斷，對不符合活動年代及虛假生辰予以闡明，列舉命主行狀以利研究者查照，凡《三命通會》引用之出處亦予列出，並考究了曆法沿革，用功可謂極矣。
本套書預計十四冊，與《增訂萬曆初刻三命通會》宜對照查看，學者必有所穫。
行卯出版社社長 梁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