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认识”陆致极先生，还是十多年前在大学读博期间。一次在暨南大学的图书馆里，无意中翻阅到他的《中国命理学史论》。从翻开那本书的第一页起，我就被里面的色彩斑斓的命理学世界所震撼。我几乎是手不释卷，用了不到三天时间读完的那本70万字的大作。那时我便想，究竟是何等奇人可以写出这样的奇书。因为陆先生的这本书，我迷上了命理学，并最终将自己的博士论文方向定为宋代命理学。参加工作后，因为相近的学术追求和学术观点，我有幸成为陆先生的忘年交。虽然远隔重洋，东西半球时差殊异，学术交流不甚便利，但是与先生神交道契，故天涯亦是咫尺。
尤记得2020年疫情期间，恰巧幼子刚刚诞下，我每晚照顾孩子，不能睡得整觉，于是索性晚上熬夜，白天补觉。那段时光里，常常是夜半时分，一边辛苦照顾孩子，一边与远在美国芝加哥的陆致极先生快乐地畅谈命学。如此，既没有耽误照顾孩子，也没有浪费自己的学术光阴，更没有因为时差而叨扰到陆先生，可谓一举三得。
2022年年初，由我主编的网络杂志《易经天下》杂志开始发行，创刊伊始，举步维艰。陆先生知道后每期必赐大作，并坚拒稿费。幸赖先生等一众易学友人鼎力支持，杂志当年不致夭折。
近十年来，我的教学和科研方向始终和命理学保持着一定的联系。这不能不说和陆先生多年来对我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关联。
陆致极先生的命理学研究不仅是全方位的，而且是开创性的。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在《八字命理新论》（益群书店，1996年）、《八字与中国智慧》（益群书店，1998年）书中，创新性地指出八字命造结构含有以日主和月支为主而形成的两个网络结构，并讨论了八字命理学所包含的中庸思想、平衡哲学以及辩证智慧。在《中国命理学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中，他又首次提出一个成熟的命理学的产生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一是个人主体性意识的觉醒；二是秦汉以来定型的中国封建的农业社会大结构；三是世俗化的价值取向在社会上盛行。“该书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从历史文化角度论述命理学的通史性著作，因而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该书将传统命理学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加以研究，用现代的观念和语言，探讨了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探寻和揭示传统命理学发展的历史文化原因。”[1]
而后在《又一种“基因”的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解读时空基因密码：轻松知道你的先天体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解读时空基因密码：续集：疾病早知道》（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0年）等三部时空基因著作中，他系统总结了个人出生时间与其体质、健康、疾病之间的关联。在书中，他较为可信地提出个体出生时空结构与中医学划分的中国人的九种体质以及后天多种疾病（包括癌症）的爆发的确存在某种相关关联。借助数理统计算法和计算机程序，在对数千案例进行大数据整理的基础上，不断调整命理格局内部运算数值，从而使最终计算结果接近于临床检验结果。陆致极先生在命理健康领域做出的重要开创，很有可能为医易学在未来的发展指明了研究的路径。虽然这种探索带有强烈的原创性，由于案列还很有限，有待于进一步实验数据的论证，但是它代表了医易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对后来者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启迪。
2024年初，有幸获赠先生新作《细理干支：六十日柱新探》（行卯出版社，2024年），惊讶地发现陆先生的研究方向已转向命理古法。未待细细研读，3月份又收到先生来信，希望我能为其古法新作《古法论命纲要》作序。短短一年间，其已在命理学古法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如果没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学术紧迫感，孰能具备如此的创作热情和效率？陆致极先生能在古稀之年如此执着于命理古法的探索，我想，这既是其研究递进深入之必然，也是对当下国内命学界复古思潮的回应。
中国古代命理术虽于唐代就已形成了古法模型。然而数百年间，其演变极为缓慢。宋代以前，命理术甚至始终难于在同时期的众多术数中立足，其在术数中地位堪称微不足道。幸而宋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空前繁荣、科举士人阶层的兴起以及雕版印刷在社会上的普及，命理术的生存环境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宋人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同时，也对命理术古法不断完善，使得传承千年的命理术古法终于在宋代迎来了自己迟到的辉煌。此后直至明中叶，古法盛行不衰。古法于当时民间究竟有多么普及，南宋周必大在《五行精纪》序言中给出了回答：“今士大夫至田夫野老，人人喜于谈命，故其书满天下。”宋末文天祥亦云：“天下命书多矣。”上至士大夫，下至田夫野老，无人不谈命。而当时的古法命书也几乎是满天下。
元明时期，古法盛行依旧，古法明星李虚中之名更是妇孺皆知：“世谈术家之善推命者，必曰唐李虚中氏。虚中儒者，而术家宗之，是得其学之一端耳。自古术数之学，无踰李淳风、浮屠一行者，而虚中与二子并著名于唐，至今虽妇人小儿皆称之。”由此可见，命理古法于宋明之际的确是一门久盛不衰的术数，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命理文化也逐渐深入人心。
然而到了南宋后期，新法出现，并以蓬勃之势迅速发展。明中叶以后，新法更是逐渐取代古法成为命学正宗。这种发展势头一直持续至今。而古法则逐渐湮没不闻。期间，虽有万民英力图“以五行为经，参之以纳音为纬”，将古法、今法并举，希望二者相辅相成，熔为一炉，但是古法的陨落之势难以逆转，以至于到清代，许多古法著作逐渐佚散而不为世人所知。
明清以降，数百年间，人们对古法的推命法则日益模糊，对古法的理论传承语焉不详，对古法的文献典故知之甚少，……命理术古法，在中国古代命理术发展过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其对之后的子平术新法有何影响？其消亡的根本原因又是什么？今日的我们，能否重振古法遗风？搞清楚所有这些问题，已成为梳理中国命理学发展史的一项不可回避的任务。
所幸，上述的这些问题，陆致极先生将在本书中为我们一一解答。《古法论命纲要》一书，主要依据古法经典文献，力图详尽地厘清自中唐到明代中叶的古法发展历程。实际上，本书应该是命理学领域第一部较为完整的古法史。由于古法是中国命理学初创时期的产物，无论是论命架构，还是具体的分析技法，都与目前盛行的子平法差异甚大。因此今人对其并不了解，更遑论应用。
那么，研究古法的意义何在？作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释之。
首先，由唐宋至明清，虽然命理术迥然不同，但是古法文献对命理学的今法经典著作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举例来说，宋代最重要的古法著作《五行精纪》，在明代前期仍广泛流传。明代的命理巨著《三命通会》，正是在大量吸收这部宋代命理著作的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古法文献是今法文献的活水之源。古法对今法的形成与发展，必然有着直接的影响。没有古法，明清以来的命理学发展便会失去方向，当然更不会有深入人心的今法——子平术。命理古法于整个中国古代命理学史而言，具有重要的地位。习命学而不识古法，不异于数典忘祖。陆致极先生撰写此书的目的之一，便是通过研读古法经典，梳理古法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再现古法本身曾经有过的风貌，以使今人了解古法的应用。
古法研究的意义之二，是探讨其在当今社会的存在价值与现实意义。虽然通读此书，可使我们得以窥见古法的运算法则。但是作者的本意更侧重于对古法的批判，而非继承和复古。其实，早在他的上一部著作《细理干支：六十日柱新探》的“自序”中，作者已谈到过对于古法的基本态度：“我们的态度是‘研古而不复古’，即承继其有用的精华，扬弃已经过了时的东西。”这也是鄙人多年来持有的学术观点。古法自明朝中叶后从主流命坛逐渐消失，有其深刻的自身原因。盖此法是以组合特征为基础，未达到今法“系统性”组织的高度，更不可能建立起严谨的生克制化逻辑和全面映射社会的十神体系。由于古法始终停留在个别特征组合的探求上，不能在系统的层面把这些特征参合起来，这就限制了命学的深入探索及语言描写能力。加之古法推理的主要工具纳音过于关注于“象”，在推理的过程中必须以“象”观物、以“象”见性、以“象”论事，具有强烈的发散性思维特点，这就决定了古法推理在逻辑性与整体性方面的严重不足。正是因为古法具有的上述缺陷，使得明清以来的不少命学大家对其进行口诛笔伐。明代的张楠，清代的陈素庵与任铁樵，均对古法做出过严厉的批判。
其实，古人也不止一次地想要挽救和改造古法，以使之生命之树常青。早在宋代，《五行精纪》就提出了综合禄、命、身三条基本流程的分析方案。禄——年干、命——年支、身——年柱纳音，即指三命。年干为禄，定贵贱；年支为命，定修短；年柱纳音为身，察盛衰。《珞琭子》王廷光注文：“谈命者当分禄命身，以干配禄，以支合命，以纳音论身，之谓三命。”《金书命诀》：“干为禄，定贵贱，支为命，定修短，纳音为身，察盛衰。”宋人常视年柱为己身，故其判命也以年柱禄命身为主，但凡禄命身处福聚之地，即可判为富贵之命；但凡禄命身陷祸聚之地，就难逃凶灾卑贱。但是所谓的福聚、祸聚之地只是笼统的说法。具体到对它的应用，不少的问题及矛盾就会凸显出来。
诚如陆致极先生在本书中所指出的，在这个框架下，有三条基本分析流程：以年干禄为线索的流程，以年支命为线索的流程，以及以年柱干支纳音身为线索的流程。如果三个流程得到的吉凶指标大略是一致的，尚比较容易做出批断；如果三个流程得到的吉凶指标出现了分歧，那就必须通过比较、权衡各方轻重来决定取舍。这时，宋人就要通过“加减灾福”的评判方法来裁断吉凶。但是问题是，纳音五行与正五行毕竟不是同一个系统，各条线索得出的结果，不是同等的“权重”，它们本身也不是同“质”推理的结果，所以很难真正做到统一标准的“加减灾福”。由于“加减灾福”缺乏背后应有的底层逻辑，从而不可避免的掺杂了推算者的主观任意性。大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南宋时期，人们又将古法推命转向了以寻求特殊组合为主要追求的形式。如林开《五命》就视贵格条件之高下而将贵命分为九等，术士论命只需对号入座即可。但这九等贵命，也只是诸多贵命格局的一小部分，实际的贵人之命的判定情况肯定比这要复杂的多。于是乎，另一部宋代命理文献《三命提要》进一步将贵命分成了二十种……宋代命理术士为应付众多的求卜者，在为人推命时不得不将贵格不断细化、叠床架屋。古法在理法上内在的矛盾性，由此暴露无遗。而这也为古法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对此，陆致极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今天推崇古法的人首先应该注意到的基本问题。这是此架构存在的根本性问题。”
沧海桑田，白衣苍狗。过去千年间，命理古法经历了盛极必衰的历史周期率。而当我们拉长历史的视阈，放眼各种术数的发展史时，哪一种术数又能逃离这种宿命呢？早在《中国命理学史论》中，陆致极先生就指出，传统命理学作为中国漫长的封建农业社会的产物，随着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过渡，将不可避免地丧失其描写和预测的能力。它目前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生死存亡的挑战。如果命理学的研究和命理术的改进无法出现重大突破的话，那么，消亡将是其不可避免的命运。[2]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作为历史潮流的一份子，无论是命理学，还是我们自身，都只能顺流而下，顺势而为。
八十多年前，方重审说：“命理乃吾国科学与哲学融贯而成一种学说，数千年来传衍嬗变，或隐或现，全赖一二有心人为之继续维系，赖以不绝。”[3]本世纪以来，中国命理学在严酷的环境下，不仅没有消亡，反而逐步走向学术化、规范化，这跟如陆致极先生那样的研究者们的辛勤耕耘密不可分。大道如砥，行者无疆。在命理学研究的大道上，陆先生走在前沿，却非孑然一人。我相信，有这样的学者引领，中国命理学的未来必将焕发出青春和活力。
程佩
2024年4月13日于南昌九龙湖
程佩（1981-），河南郑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医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现就职于江西中医药大学医史各家学说教研室。近年来先后出版《北宋张商英护法研究》《宋代命理术研究》《干支与中医：医易学导论》《中国医学史导论》《医易相假——术数、中医及史学论文集》《护法：张商英与北宋丛林》等学术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参编《中国医学史》《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等国家级教材五部。研究方向主要为医易学、周易术数、中医史、宋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