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命理学史论》（2008 年）中，本书作者将命理学说的形成时期划分为了“孕育阶段”、“古法阶段”与“今法阶段”。所谓古法，也称李虚中法、三命法或是年命法，也有许多论者使用禄命法这个称呼，其中也包括本书的作者。而所谓今法，即是子平法，亦可称之为日命法。上述两组术语在多数论者的认知中是相对的，尤其表现在年命法与日命法这一对专有名词上。值得留意的是，研究者在这里的术语从来都不是统一的，过往我们普遍称三命为“术”而称子平为“法”。此次我们进行了称谓上的统一，延袭了本书作者“古法”与“今法”这一组术语。
本书最后一章标题为“古法时期的终结”，我们认为古法自明中叶确实隐退了，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而今法又于古法有受，这对研究者来说也非新鲜事。对于这两点，又牵扯到史观，研究者们在此意见分歧，各有立场却难以聚焦……
我们认为，过往学界对于古法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共识，而这层缺憾在近年实有突破，本书正是在此一时期学界逐渐聚焦在“古今之辨”的热潮中写成的。其次，古法与今法共同采用了大量的诀法（本书作者亦称之为以组合为特征的命学），梳理这么多组合背后的全部机理是极为困难的工作，这方面的努力就目前来看成果尚不够全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一些从业者而言，诀法或组合仍旧具有效用，或至少一部份仍相当具有效用，从业者在这里并不要求完备的系统性阐释，于是在这里似乎又产生了实证取向的分歧。
作者陆致极先生认为今法具有系统性的特征，与此同时他也并不否定诀法跟组合的价值。我们在交往过程中，充分认识到其所主张的乃是组合跟诀法是对应各殊对象的条件，本书作者素来认同从业者使用诀法，在对应章节的古籍里也整理了具有实务价值的“组合评断”，只是在史论的角度上，本书作者更鼓励研究者应该要上升到抽象、普遍（本源的）的概念才行，对本书作者来说，后者是在今法阶段成就的。
本书是一本评述命理古法发展历史的作品。作者以古法典籍的文献下限时间为顺序，用精炼的文笔从先到后为读者们概述了十本典籍的成书背景、为每本书做了提要，概括其主要思想、引用了当代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并对关键处的文字作了注释工作。我们认为这当中的梳理是极具价值的，全书多处达前人所未发，呈现出作者的独具慧眼，细心的读者必能察见其价值。
自序
这是一本评述命理古法发展历史的作品。所谓古法，是中国命理学史早期发展的一个大段落。如果从唐朝中期李虚中（760-813）算起，到明代中叶《三命通会》（1578 年）为止，大约有八百年的历史。它是中国命理学初创时期的产物。它也称“禄命法”，对应于后起的今法或“子平法”。
近年来，国内命学界对古法研究有比较高涨的热情，出现了不少网上的探讨文章，也出版了一些古法经典的注释本。比如何重建编著的《五行精纪注释》，庄圆、李锵涛、丁鑫华等校订出版的古法经籍等。这为研究古法提供了新的第一手资料。
但古法究竟是什么？真正搞清楚的人似乎并不多。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直接阅读和理解古文献的不易。它们大多是古诗赋的文字形式，对现代人来说，有点深奥难解。自然，近十多年来，不少古文献从海外“回流”并得到整理出版，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原先的空缺。但目前见到的对古法经籍做出注释的作品，大都还停留在文字字义的浅释上，很少能窥探到结构深处的逻辑。尽管如此，通过这些作品，终究使我们有机会了解到唐宋至元明时期命理发展的具体脉络，这是我们优于前人的地方。其二，古法跟目前盛行的子平法差异甚大。无论从论命架构，到具体的分析技法，都有各自独有的特点。要真正弄懂它们，非下一番功夫不可。
于是，研读古法经典，整理出古法发展的线索，成了我这两年来的一个重要课题。回顾十七年前写作《中国命理学史论》的时候，十年前写作《命运的求索》的时候，对古法经典只是做了浏览和提取要义，因为当时关注的是宋朝以来、今天大家还在广泛应用的“子平法”的形成、发展和深化的历史。对于古法，好像是观看历史橱窗里站立的模特儿身上的服饰一样。这次，真是下了决心，叩门走进橱窗，跟这些模特儿面对面的对话，了解她们穿戴的这些服饰的设计思路、特征以及它背后要表达的美学理念。这本小书就比较详尽地记录了我跟各位古法“模特儿”的平易对话和对话后的深入思考。或者说，它也是帮助了解古法一系列经典著作的一本现时代的导读本。
这次研究的目的，除了厘清古法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再现它本身曾经有过的风貌，自然也有对它“功过”的评说。这是绕不开的，也是今天研究古法的现实意义所在。因此，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古法时期的终结），我集中谈了自己的认识。主要是探讨古法的特征，以及在明朝中期以后，为什么会从主流命坛“隐退”的缘由。
在前不久出版的《细理干支》“自序”里，我谈到过自己对于古法的基本态度：“研古而不复古”，即承继其有用的精华，扬弃已经过了时的东西。自然，对于职业命理师，我并不反对“拿来主义”，但要充分了解应用时的先决条件，尤其要注意到它“原子主义”的局限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看到它是命理早期研究的丰硕成果，但它是以寻找组合特征为基础的探索，并没有达到今法“系统性”组织的高度。从研究深度来说，它们确实有“高低”之分。它被今法替代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学科或一种学问成熟和发展的必然。
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早期先辈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没有古法耕耘的土壤，也不会有后来今法的长足进步。我对古法的研究，并不改变我对当代命理学发展基本使命的认识：传统命理学要生存和发展，必须与时俱进！不是要向后看，回到过去；而是要立足当下，向前看，争取新的进步。深入对当今现实社会的精细描写和研究，才是这门中华“绝学”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诚然，对古法可以借鉴，对其“亮点”可以应用。但打着“复古”旗帜，说禄命法胜于子平法，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命理学本身是一门实践的学问。它之所以经千年风雨而不亡，是因为它本身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也在演变之中，而它今天应用的基本运算在实践中是可以被证实的（虽然具有某种概率性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然，作为命学研究领域中的独立学者，我这仅是一家之言，敬请读者批评和不吝赐教。
其实，对于古法和今法，打一个不太妥当的比喻，犹如天文学发展历史中曾有过的“地心说”和“日心说”。对此，大家并不陌生。
地心说是长期盛行于古代欧洲的宇宙学说。它最初由古希腊学者欧多克斯提出的，后经亚里士多德、托勒密进一步发展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托勒密（约90—168 年）认为，地球处于宇宙中心静止不动。从地球向外，依次有月球、水星、金星、太阳、火星、木星和土星，在各自的圆轨道上绕地球运转。
但是，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1473—1543）临终前出版的《天球运行论》，打破了这个长期居于宗教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哥白尼由此成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他第一次在数学技术层面上可以媲美和抗衡自古希腊流传下来的 “地心”体系。然而，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日心说”宇宙模型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它的著名支持者乔尔丹诺·布鲁诺（1548—1600）反而被当时宗教裁判所判为“异端”而被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上。直到1609 年伽利略使用天文望远镜发现支持日心说的新的天文现象后，日心说才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作为近代科学的创始人之一，伽利略也受到了迫害，在软禁中度过他的余生。可见探索的艰辛。
自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行星体系模型，地心说也并非一无是处。它承认地球是“圆形”的，并把行星从恒星中区别出来，着眼于探索行星的运动规律，标志着人类对宇宙认识的一大进步。在一定时期，依据这个模型还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天象的。
但是，今天若有人宣称要把“地心说”和“日心说”揉为一体，融为一说，达到古今之包融，稍有点现代天文常识的人，一定会指出其不可为，因为这是科学史上“范式”的转移和进步。
当然，古法（禄命法）和今法（子平法）究竟能否融为一体，可以留待于今后审慎的研究。
是为序。
陆致极
2024 年3 月28 日返沪前夕
